應對數字時代工作性質和就業結構的轉變

時間:2019-10-09
應對數字時代工作性質和就業結構的轉變

重塑制度:緊抓數字化轉型戰略機遇(2)勞動就業

莫榮 馬駿

數字化轉型給就業帶來顯著、深遠、複雜的影響。一方面就業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另一方面靈活就業形式越來越普遍。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建議抓緊制定未來5—10年的就業促進規劃,完善勞動、教育培訓、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積極應對數字化轉型帶來的工作性質變革和就業結構調整。

數字化轉型正在改變工作的性質

數字化轉型改變就業結構。數字化轉型一方面創造出大量新崗位,如圍繞機器人的設計、製造、培訓、融資、自動化解決方案等,圍繞電子商務平臺的網店設計裝飾、網絡模特、購物保險、網店客服等;另一方面,也替代現有就業崗位,如我國正在發生的機器換人潮。麥肯錫估計到2030年,在自動化發展迅速的情況下,全球約有8億人、中國約1.18億人將會被機器替代。另外,發達國家勞動力市場出現的就業崗位“兩端極化”現象也值得關注:對較高技能、高收入的崗位需求不斷增加,如專業技術或管理崗位;對低技能、低收入的服務性崗位需求也在增加,如保衛員、保潔員、快遞員等;但是,對於技工、藍領、會計等中等技能、中等收入的崗位在計算機替代下就業人數趨於下降。

數字化轉型導致靈活就業方式更加普遍。互聯網平臺的興起改變了工業時代以長期僱用關係為主的就業方式,在一些服務領域創造了基於平臺的靈活就業方式。平臺企業一邊連接勞務需求方,一邊連接勞務提供者,通過算法調度、精準高效匹配供需雙方,如網約車業務的乘客與司機、快遞業務的顧客與快遞員等。勞務提供者則可以選擇專職或兼職工作,自行決定工作時間長短,勞務需求方可以在線點評反饋;平臺則根據反饋情況對勞務提供者進行信用評價,並據此自動派單。聯合國2017年《新技術革命對勞動力市場和收入分配的影響》報告指出,互聯網等新技術推動傳統工作安排向“零工經濟”轉變,非正式工作崗位將繼續增多,這增加了工人的自主性和靈活性,挖掘了細分就業機會,但許多非標準工作安排會導致不穩定的工作關係,帶來就業和收入風險。

數字化轉型的就業替代效應不斷強化。數字化轉型隨技術進步而逐步拓展、逐步深化。從人工智能技術成熟度來看,目前尚處於“專業智能”階段,距離“通用智能”尚有較大距離,故而對不同行業的勞動就業影響具有明顯的階段性、差異性。研究發現,在數字化轉型初期,數字產業自身規模有限,應用領域也相對較窄,主要衝擊的是體力類的程序性工作,如生產線工人、記賬人員等常規性崗位。中長期看,人工智能技術將對認知類的程序性工作產生衝擊,如行政人員、研究助理、信息處理、律師會計崗位等。2016年美國白宮《人工智能、自動化和經濟》報告指出,未來10到20年內,因人工智能技術而被替代的就業崗位數量將由目前的9%上升到47%。下一步隨著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深度結合,那些容易被計算機化、代碼化、程序化的崗位或環節,預期將陸續被人工智能等技術所接管或替代。

數字化轉型需要加快社會制度變革。以機械化、電氣化、信息化為主要特徵的三次產業革命輔助人類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數次引發“機器換人”的焦慮。歷史表明,如果應對妥當,即便人口數量不斷攀升,但擔憂中的失業大潮並未出現。目前多數研究認為,要防備數字化轉型引發的結構性失業潮和轉崗潮,贏得新崗位創造與舊崗位流失的競賽,其關鍵就在於要鼓勵主動擁抱新技術,通過創新創業提供更多崗位,加強教育和提升技能,穩步實現就業遷徙;同時針對靈活就業的“非正式工作”特點,儘快提供與之匹配的勞資關係、社會保障等相關制度。

我國適應就業新變化的進展

我國高度重視數字化轉型帶來的就業新變化,取得了一些成績和經驗,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大力發展“雙創”促進就業。2015年以來,我國出臺了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打造“雙創”升級版的意見等多份國務院文件,推動“雙創”走向深入,支持數字經濟領域創新,對促進就業也產生了顯著的作用。例如,《微信就業影響力報告》顯示,微信的公眾平臺、小程序、企業微信及微信支付等產品帶來了技術開發、產品運營、數字內容、經營管理等崗位機會,自2014年以來微信每年帶動新增就業機會超200萬個,到2018年總就業機會達2235萬個。2017年滴滴平臺就業報告統計,滴滴平臺的網約車為2000萬人提供靈活就業機會。

二是採取包容審慎監管適應靈活就業新形態。2017年以來,我國出臺了《國務院關於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關於促進分享經濟發展的指導性意見》和《關於發展數字經濟穩定並擴大就業的指導意見》等政策文件,明確要求:要以同步推進產業結構和勞動者技能數字化轉型為重點,加快形成適應數字經濟發展的就業政策體系;按照審慎包容監管、增強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要求,完善勞動法律法規,及時完善新就業形態下的勞動用工政策,推動將依託互聯網平臺實現靈活就業人員納入社會保障覆蓋範圍,切實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特別是國務院及相關部門始終堅持“包容審慎”的監管原則,為各種新業態以及由此帶來的靈活就業新形態創造了生存空間條件。

支持創新創業和完善勞動制度的政策建議

就業是最大民生。建議立足數字化技術在不同行業的擴散應用態勢,抓緊制定未來5-10年的就業促進規劃,積極應對數字化轉型給就業帶來的深遠影響。

一是繼續壯大數字經濟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全面落實國家相關文件要求,充分釋放數字化轉型在激發創新、創造就業方面的潛力,對衝傳統崗位被替代的潛在風險。將各類就業新形態納入國家“就業優先政策”,鼓勵和支持靈活就業,並將其納入就業監測體系,把握新就業動態和趨勢,及時給予引導和幫助。

二是實施促進新就業形態的扶持政策。轉變以標準就業為主的就業促進理念,將促進各類數字經濟新就業形態發展作為“穩就業”工作的重要手段,將支持就業的各類政策延伸覆蓋至新就業形態人員,真正做實“穩就業”工作。研究制定符合靈活就業新形態特徵的非標準勞動關係體系,使其有別於標準就業,明確各種非標準勞動關係在相關方權利和責任、社會保障、勞動基準等方面的規範。健全失業預警機制,完善就業服務體系,提高人才供應和市場需求匹配度,減少勞動者轉崗和搜尋成本。

三是完善靈活就業相關的保障制度和政策。充分發揮平臺數據和技術優勢,創新勞動者保險保障的機制和模式,完善新就業形態人員保障措施,支持平臺企業按訂單、按里程等方式為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商業性的職業傷害保險。藉助平臺為靈活就業人員提供社保服務,向靈活就業、新就業形態人員宣傳就業、社保相關政策,引導平臺就業者積極參保。發揮失業保險保生活、防失業、促就業功能作用,拓寬失業保險覆蓋範圍。此外,要提前應對工作崗位“極化”帶來的群體間收入不平等擴大問題。

四是完善行業監管保障勞動者權利。完善平臺治理,明確平臺的權利和責任,避免平臺對勞動者和勞動任務安排出現不公平現象。同時,逐步消除部分新業態在勞動者戶籍方面的限制,為勞動者創造平等就業的權利。

五是建立適應數字化轉型的教育培訓制度。解決高素質人才缺乏和中低端勞動者相對過剩的關鍵是重構教育體系和完善技能培訓體系。一方面,要讓數字技術成為教育的“必修課”,支持高等院校、職業學校和社會化機構等開設針對性課程,開展數字知識和技能教育,滿足數字化轉型對高技能數字化人才的需要。另一方面,支持市場發展各種技能培訓,創新培訓方式,建設開放學習平臺,滿足終身學習需求,持續增強勞動力對技術變革的適應能力。

(莫榮,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馬駿,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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